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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4-17 23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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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:山东省
通胀是经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
http://www.chinareviewnews.com 2011-04-17 08:36:12
从众多现象来看,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是在减轻,而是在增加。公布的CPI数据就不说了,该数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通胀也不说了。发改委号召大家暂时不要涨价,也不过是一厢情愿,即便暂时不涨,迟早要涨;即使不明涨,也会暗涨。最近,“康师傅”就出来回应饮料“瘦身”一事了,说:只是换装,不算涨价。这连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都巴不上的,只能算“掩耳盗铃”。
这也不能怪厂商。厂商也有苦衷:原材料上涨,工资成本增加,我不涨价,岂不是只有关门大吉?厂商不是慈善机构。
那通胀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?其实用不着到处找答案的。金融学里一个基本的货币公式是:经济运行中所需的货币量,等于产值除以货币的周转速度。根据很多实证分析的结论,货币的周转速度是比较稳定的。如果货币投放量增加,要使得等式成立,就只有让产值同步增长。产值等于产量乘以价格,而如果实际产量并没有同步增长,当然就只有价格上涨了。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,很多人却去寻找通胀的其它原因,真是令人遗憾。
所以,通胀的根源,是货币投放太多,导致流动性泛滥。而此次通胀,追根溯源,就与2008年以来的经济扩张政策不无关系。强行“输液”刺激经济:从2008年11月到去年年底,26个月的时间里,投放的货币量,是2003~2007年这五年的3倍,是1998~2002年这五年的7倍。
当初四万亿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出来后,我就在很多场合说,这只是延迟危机的办法,并可能带来通胀。依据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,这在短期内似乎是逃脱不了的“魔咒”:降低失业率和降低通胀率,犹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鱼与熊掌。
所以,也不能完全怪货币政策:感冒的时候当然医感冒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可能引发的通胀,看来只是感冒;而如果经济停滞、失业增加,那就需要动手术了。不过,正如美国诗人艾略特所言:“真实之为真实,只限于某时或某地而言。”感冒和手术,也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,那时的感冒,现在可能就成了需要动手术的大病。
再往根子上说,是我们对待经济停滞或衰退甚至危机的认识和态度有问题。
在经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后,暂时的停滞甚至衰退,本来就是很正常的。经济波动,就如日有出落、月有圆缺、年有冬夏、人有逆顺,万物皆有阴阳。如果非得要改变,那就像加班加点熬夜通宵去完成一项任务,任务虽然暂时完成了,但熬夜的代价是巨大的,首先需要白天睡觉来弥补,而且恐非一个白天的休整能够弥补回来的。
我有时在想,经济扩张政策,就像给一个受了伤的运动员打“封闭针”,虽然能够使之继续跑动,但对身体的损害,只有运动员自己知道,只有一段时间过后才知道。美国的七千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,之所以在众议院通过了而没有在参议院通过,也很能说明问题。
所以,经济学发展到今天,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争,就没有停息过。要是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,那也就没有必要争论了。
来源:重庆时报 作者:韦清
中国的利率变动趋势
http://www.chinareviewnews.com 2011-04-17 08:35:33
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,没有谁不希望利率是趋于下降的。因为,这可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,增加净产出。我这里指的是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利率。因为在现代纸币本位制度下,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,所以,仅考虑通胀后的名义利率,不利于从根本上理解利率的真实变动趋势。
利率无非是由时间偏好率、违约风险溢价,以及反映预期总收益增长状况的增长率,也就是“增长溢价”,共同构成。
时间偏好率,指人们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意愿程度。如果人们偏好于减少当前消费以增加未来消费,则意味着储蓄增加,利率下降。相反,利率就会上升。
当然,偏好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外在因素使然。或者,是基于客观上的不确定性而被迫作出的主观选择。有经济学家据此认为,消费行为上的这种时间偏好现象是一种非理性行为的结果,甚至认为是人类心理对理性的系统背离。要我说,时间偏好恰是一种理性选择,是经过对当前和未来较充分的权衡后,对消费时间分布的慎重安排,体现了对未来是乐观还是忧患的意识和预期。这正是人类理性的典型体现。如果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和生活保障估计乐观,当前消费支出就会更多些,储蓄意愿就会降低,利率就会因此上升。
一个经济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,人们对医疗、教育、养老就越放心,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就越小,即期消费偏好就越大,当前储蓄意愿也就越小,利率也就比那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经济体要来得高。所以,利率高低同社会保障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尽管这几年,社保体系建设大有进步,但整体上看,仍然任重而道远。为防因病而贫,大多数家庭不得不为担心医疗支出而随时准备,教育支出、养老,也都是每个家庭越来越重大的花费,所有这些,都使得公众消费行为的时间偏好,更多倾向于保障未来的必要消费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,过往几十年来中国储蓄率较高的现象。高储蓄率,正是过往中国利率低企的重要原因。这不能不说是促成投资驱动型高速增长的基础力量。可以相信,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之前,中国的利率水平不会高到哪里去。
违约风险也就是信用风险越大,要求的补偿溢价会越大,利率水平也就越高。相比发达国家,当前中国信用风险的整体水平,应当说是较高的,本应有较高的风险溢价。但这一违约风险溢价实际上并不高,对整体利率水平的贡献不大。原因是,处于资金供给主导地位的银行信贷,绝大部分贷款投向国有企业。而同样是国有性质的银行,并不在意这一风险,甚至在其利率定价中将这一风险溢价几乎完全忽略掉。所以,现行中国利率的整体水平,并没有充分反映违约风险溢价这一因素。据此可以推断,如果银行贷款结构中的国有企业所占份额下降,违约风险溢价在利率定价中权重将会增加。但现在尚未看到这种趋势。
至于利率中的“增长溢价”,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上的: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在增长,或者收入增长的确定性预期日益明朗,人们越会偏好当前消费,增加储蓄的意愿也就越低,储蓄的维持与增加将依赖利率的提高。这实则是一种收入效应,会促成利率上升。
但是,促成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,要在收入差距不大的环境中才能产生。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环境中,少数人收入增长率高于大多数人,收入增长率幅度不断扩大,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不会降低。这不仅因为极少数富人的储蓄倾向本来就高,还因为,从“相对收入假说”理论看,占社会大多数的处于较低收入增长水平的个人和家庭,会因为在社会整体收入中所占份额的相对下降,而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。这可以用来解释,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持续增长,却没有带来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。由此,不难推断,如果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趋于健全,人们对未来的担心若能减少,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会趋于下降,压抑利率的供给力量会缩小。如果对国有经济展开新一轮改革,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约束能趋于增强,信用风险溢价将会在利率定价中得到重视和提高。如果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能得到有效抑制,与此同时,国民收入继续增长,收入效应就会发生作用,会促使利率上升。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假设的共同作用下,中国的利率会趋于上升。
当然,要使上述如果成为现实,困难不小。何况,随着中国人口高峰期消失,人口红利日渐下降,相对于劳动力供求,资本将变得相对宽裕。同时,利率高低还取决于资本需求的变化。这些情况,都对利率有下压效应。因而,中国利率的变动趋势仍将是复杂的。
但是,如果能充分正确认识到上述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,以及随着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化,对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与实施,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。
来源:上海证券报 作者:袁 东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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